“王建国！开门！我们是警察！”带头的老警察张建军，隔着冰冷的铁门大吼，声音在狭窄的楼道里嗡嗡作响，“我们接到严重举报，现在要依法对你家进行全方位检查！”

  就在年轻警察以为里面没人，准备再次砸门时，一个苍老、沙哑，却又异常平静的声音，慢悠悠地从门缝里渗了出来。

  张建军一愣，随即一股火气冲上脑门：“我最后警告你一次，王建国！你这是在妨碍公务！立刻开门！否则我们要强制破门了！你听见没有！”

  门后的声音没有丝毫的慌乱，甚至都没有提高一点声调，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

  王建国，今年六十有三，在这栋破旧的筒子楼里，像一棵老树，扎了根，一住就是一辈子。

  至于那些后来搬进来的年轻人，大多只知道六楼住着一个孤僻的老头，背后管他叫“闷葫芦”。

  他在车间里当了三十多年的车工，手上那层厚厚的老茧和洗不掉的黑油，就是他的功勋章。

  他的手艺，在厂里是数一数二的，无论多精密的零件，到他手里总能磨得分毫不差。

  但他的人，就跟他常年打交道的钢铁一样，又冷又硬，锯嘴葫芦一般，半天打不出一个屁来。

  年轻时，工友们凑在一起喝酒吹牛，他只是在一旁默默地喝着，别人跟他碰杯，他就喝，没人理他，他就看着。

  厂里评先进、提干部，他从来没想过去给领导送礼说好话，所以干到退休，也还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头兵。

  老王这辈子最得意、也是唯一值得骄傲的事，就是年轻时凭着老实本分，娶了个十里八乡都夸贤惠的好老婆。

  他老婆是个热心肠，嗓门大，爱说爱笑，把这个二十几平米的小家打理得窗明几净，热气腾腾。

  老王还记得，以前他下班回家，离老远就能听到老婆在厨房里一边炒菜一边哼着歌，那声音，能洗掉他一身的疲惫。

  他唯一的儿子王勇，在南方的深圳打拼，事业有成，娶妻生子，早就把根扎在了那里。

  除了按月准时到账的养老钱，和一年一两次公式化的电话问候，父子俩的生活再也找不到任何共同点。

  然后，就是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直到儿子在那头说“那没事我先挂了，公司忙”，这通亲情电话才算完成任务。

  老婆走后，老王的话变得更少了，眼神也总是直愣愣的，像是透过眼前的一切，在看某个遥远的地方。

  他住的这栋筒子楼，墙皮早就大片大片地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楼道里堆满了各家各户的蜂窝煤、旧纸箱和各种杂物，空气中永远飘着一股饭菜、下水道和潮湿混合的复杂气味。

  他每天独来独往，在楼道里碰到端着饭碗串门的邻居，也只是把头埋得更低，用更快的脚步匆匆走过。

  谁也想不到，在他那扇总是紧闭的防盗门后面，正在发生着一些足以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的事情。

  他会先扭过头，习惯性地看看身边那个冰冷的、已经塌陷下去的空枕头，然后慢慢地从床上坐起来，对着墙上妻子那张已经有些泛黄的黑白遗像，呆坐上十几分钟。

  之后，他会走进厨房，淘米，煮粥，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精准而麻木。

  他吃东西很快，一碗粥，一碟咸菜，三五分钟就能解决，因为食物对他来说，只是为维持生命的燃料，没有一点味道可言。

  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像一尊雕像，陷在客厅那张扶手已经磨得露出木头本色的旧沙发里。

  电视机永远开着，而且总是调到那些最吵闹的综艺频道，里面的主持人和嘉宾声嘶力竭地大笑，玩着他完全看不懂的游戏。

  他不需要看懂，他只是需要那份喧嚣，来验证自己还活在一个有声音的、流动的世界里，而不是一口寂静的棺材里。

  窗台上的那盆君子兰，总是被老婆擦得油光发亮；他换下的脏衣服，第二天总会干干净净地出现在衣柜里；就连他那双磨破了的劳保手套，也会被老婆用细密的针脚缝补得整整齐齐。

  他试过去楼下的小花园，那里每天都有一群和他差不多年纪的老头，支起小桌子下象棋，或者凑在一起吹牛侃大山。

  可他往那一站，手里捏着个我们自己所带来的小马扎，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坐下的时机。

  人家聊得火热，从国家大事到孙子换的尿不湿，话题天马行空，他却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像个误入别人宴席的陌生人，站得久了，只觉得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

  看着那些成双入对的老夫老妻，为了一毛钱的差价跟菜贩子争得面红耳赤，看着年轻的父母把孩子扛在肩上，那种鲜活的、滚烫的生活气息，像一堵无形的墙，把他隔绝在外。

  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被时代抛弃的旧零件，生了锈，配不上这台飞速运转的崭新机器了。

  他就像被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玻璃罩子死死地扣住了，他能清晰地看见外面的车水马龙、人间烟火，却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温度。

  老王被窗外的雷声惊醒，再也睡不着，索性下楼去扔一袋已经放了两天、开始散发馊味的垃圾。

  那声音又细又小，像小虫子在振翅，被哗哗的雨声和呼啸的风声一盖，几乎微不可闻。

  在一个被雨水彻底泡烂、瘫软成一团的硬纸箱里，他看到了那个几乎快要死掉的小东西。

  它浑身脏兮兮的，被冰冷的雨水浸透，毛都黏在了一起，闭着眼睛，只有胸口微弱的起伏和那一声声气若游丝的叫唤，证明它还吊着一口气。

  那一瞬间，老王那颗早已沉寂得像一潭死水的心，像是被一块小石子投了进来，激起了一圈微弱的涟漪。

  他想到了自己一团糟的生活，想到了小区里明令禁止养宠物的规定，想到了可能会带来的无穷无尽的麻烦。

  可当他看到那小东西的身体在寒风中又一次剧烈地颤抖时，他心里某个地方，彻底软了。

  然后，他迅速地脱下身上那件还能挡雨的旧外套，弯下腰，用干燥的内衬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冰凉的小生命包裹起来，紧紧地、像是揣着一个见不得光的宝贝一样，揣在了怀里，用最快的速度溜回了家。

  他又翻箱倒柜，找出儿子多年前留下的一盒几乎没动过的奶粉，用温水冲开，拿一根棉签蘸着，一点一点地送到小猫的嘴边。

  看着这个小生命在自己手里一点点恢复了生机，老王几十年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然而，从拥有这个小生命的第一天起，老王感受到的，不是单纯的喜悦，而是一种更加强烈的、如影随形的紧张和恐惧。

  这个小小的、活生生的秘密，成了他生活唯一的重心，也成了一切怪异行为的开端。

  最开始，只是偶尔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土腥味，李大姐以为是老王在阳台上养了什么花草。

  可渐渐地，那股味道变了，土腥味里夹杂了一丝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带着诡异甜味的腐败气息。

  为了掩盖这股味道，老王开始成天在家里烧那种呛死人的廉价檀香，那味道浓得，熏得李大姐每次出门都得先憋上一口气。

  有一次，李大姐实在忍不住，就在楼道里“无意”地问了一句：“王大哥，你家这是供着哪路菩萨呢？这香火也太旺了点吧？”

  老王当时正要出门，听到这话，身子明显一僵，头也不回地含糊了一句“没……没什么”，就匆匆下了楼，那背影，怎么看都像是落荒而逃。

  李大姐是个热心肠的“闲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楼道里谁家有点动静，她都一清二楚。

  有一次，是两大袋死沉死沉的白色颗粒，包装上画着一只猫，李大姐眼神好，认出那是高级的“膨润土猫砂”。

  她纳闷了好几天，他一个老光棍，不养猫，要这玩意儿干嘛？吸潮？他家是龙宫吗，要用这么两大袋？

  还有一次更邪乎，李大姐去买菜，回来的时候，正好撞见老王从街角那家卖油漆、石灰的五金化工店里出来。

  他手里拎着一个不起眼的黑色塑料袋，但李大姐眼尖，看到袋子破了个小口，里面漏出来一些白色的粉末，很像是生石灰。

  老王看到她，眼神慌乱得像被抓了现行的小偷，下意识地就把那个袋子往身后藏。

  两人在楼梯口擦肩而过，李大姐能清楚地感觉到老王身上那股紧张得快要凝固的气息。

  就在她家和老王家共用的那堵墙壁后面，突然传来一阵“刺啦……刺啦……”的、令人牙酸的刮擦声。

  那声音，像是有人的指甲在发了疯一样地挠着木质的衣柜门，又像是某种重物在地板上被费力地拖动。

  那声音持续了十几秒，就在李大姐吓得屏住呼吸的时候，又突然戛然而止，一切恢复了令人窒息的死寂。

  味道、奇怪的采购、半夜的异响、消失的垃圾……李大姐把这些零碎的、恐怖的蛛丝马迹在脑子里串联起来，一个越来越清晰、也慢慢变得可怕的念头在她心里扎了根：

  他肯定在家里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或者……更可怕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在住！

  那天下午，快递员用一辆吱吱作响的小推车，吭哧吭哧地把八个用牛皮纸箱包装得严严实实的大件物品运到了六楼。

  她看到快递员累得满头大汗，也看到老王在签收单上签字时，那只微微颤抖的手。

  当老王费力地把那八个巨大的箱子一个个拖进屋里时，李大姐的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狂跳不止。

  她看得真切，那是旅行用的拉杆箱，而且是最大号的那种，别说装衣服，就是装进去一个成年人，恐怕都绰绰有余。

  一个从来不出远门、连亲戚家都不去串门的孤老头，一次性买八个这么大的箱子干什么？

  之前所有的怀疑和恐惧，在这一刻全都汇集到了一起，指向了一个她连想都不敢想，但又似乎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她冲回卧室，在床头柜里翻找了半天，才寻找自我的手机，因为过度紧张，她输了好几次密码才解开锁。

  “喂，110吗？我要报警！救命啊！我邻居，他……他可能……他可能杀人了！”

  他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最激烈的反抗，说明屋里，一定有他宁死也不想让外人看到的东西。

  “王建国！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在里面！我再说一遍，马上开门！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后果自负！”张建军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最后的警告。

  那声音不大，却像一块石头，又冷又硬，透着一股不容商量的、近乎顽固的执拗。

  这种在强大压力下依旧平静的抗拒，比任何声嘶力竭的叫嚣都更让门外的警察感到心惊。

  张建军不再有任何犹豫，他对着身后已经把破门工具准备好的年轻同事，用尽全身力气，下达了最后的命令。